编者按：由21世纪经济报道能源策工作室推出的《能源之声》栏目，旨在立足当前我国能源产业发展新形势，围绕政策分析、地方观察、产业研究等方面，通过外部专家约稿形式给予深刻的见解。第一阶段，《能源之声》栏目将围绕广东省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情况，由21世纪经济报道能源策工作室联合中国能源研究会双碳产业合作分会等机构共同邀约，相继推出五篇来自业内专家的文章，为广东省新型储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本文为最后一篇（第五篇）。
随着全球迈向碳中和目标的步伐不断加速，以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装机量持续迅猛增长，电力系统的调峰需求和电力保供压力也随之日益加剧。以锂离子电池为代表的新型储能，其技术与产业发展正成为各国协同实现电力近零排放与能源安全保障的关键。然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绿色贸易规则的深刻变化，正对中国、尤其是广东这一外贸重镇提出新的挑战与要求。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新型储能产业既要夯实国内市场需求，也须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双轮驱动”。广东作为全国第一外贸大省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如何借助“国际循环”推动储能成为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不仅是广东在全球绿色转型浪潮中保持外贸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更是全国储能产业国际化布局的突破方向。本文将从当前国际环境出发，分析广东储能企业出海面临的主要风险与机遇，并提出可操作的应对路径。
1、新型储能是广东省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外贸新动能
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大省，广东对全球经济发展新常态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自2020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陆续出台多项推动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了阶段性目标，并将新型储能确立为“制造业当家”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在政策引导和产业聚集效应的推动下，广东省新型储能产业快速崛起，形成了覆盖关键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电池回收等全链条的完善生态。
国内市场方面，广东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2025年7月，广东省首次超越福建省，成为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产品的最大来源地，截至8月份，锂电池出口额占比高达全国的26.2%[1]。在国际市场上，2025年1-8月，广东省锂电池出口金额达126.61亿美元，同比增长39.7%，出口数量10.3亿个，同比增长17.18%[1]；1-8月，德国、美国仍是中国锂电池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出口额合计占比35.7%，广东省出口比例位居首位。
除欧美等成熟市场外，广东储能企业在拉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积极布局，拓展新市场，展现出强劲的出海动能。2024年11月，中国能建国际集团与广东院组成的联营体，和马尼拉电力公司签署了东南亚光储一体化项目EPC合同，包括1.4GW光伏+3.3GWh储能，预计2026年投产发电[2]。比亚迪则早在2020年布局巴西锂电池业务，并于2025年5月再次与Grenergy达成合作，为智利阿塔卡马绿洲项目第六期供应3.5GWh储能系统，总合作规模提升至6.5GWh[3]。广东新型储能产业正加速成为带动全省外贸增长和全球绿色投资的新引擎。
2、全球贸易竞争下广东储能企业出海迎来多重挑战
美国、欧盟与东盟是广东新型储能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2025年1-8月，广东出口“新三样”合计1263.9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3.2%，其中欧盟、东盟、美国、印度和阿联酋合计占比达66.7%。美国和欧盟不仅是重要的消费市场，更是对储能产品的性能、品质、安全、及碳排放认证标准要求极高。在国际绿色贸易规则趋严、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形势下，中国储能产品出口已进入不同于早期单一依靠成本优势与规模扩张的“出海2.0”阶段，企业必须在关税壁垒、绿色合规和供应链安全等多重约束下重新调整全球化战略。
自2018年起，美国持续通过关税政策强化制造业“回岸”战略。今年以来，美国针对电动汽车、电池和光伏等中国“新三样”产品的进口关税高达145%，并叠加对石墨等关键原材料的反倾销措施。同时，美国还强化了对第三国转运的限制，通过引入所谓“转运关税”来打击通过中转国规避高额关税的商品，这使得广东企业如亿纬锂能、宁德时代等通过在东南亚设厂或再出口进入美国市场的模式同样面临新的制度性障碍。
与美国高举“关税大棒”的方式不同，欧盟则更多通过制度化、体系化的规则来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关键原材料法案》（2024）与《新电池法》（2025）代表了欧盟将气候治理、产业政策与市场准入紧密绑定的一种“绿色壁垒”的典型路径。这些法规要求电池产品在碳足迹核算、材料回收比例、供应链尽职调查及“电池护照”数字化溯源等方面达到严格标准，形成了全生命周期的合规挑战。对储能企业而言，这不仅是额外的成本负担，更是一场涉及数字化能力、绿色制造和跨境治理的系统性挑战。一方面，企业必须投入巨资改造生产线，建立全流程碳核算与追溯体系；另一方面，供应链尽职调查要求企业穿透式管理上游供应商的环境与社会责任表现。然而，目前广东众多中小电池企业在数字化治理和国际合规经验上仍存在短板，短期内难以全面形成应对系统性挑战的能力。
与此同时，绿色贸易规则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英国宣布自2027年起实施英国碳边境调节机制（UK CBAM），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亦在计划建立类似机制。全球绿色贸易壁垒的蔓延，使中国储能企业面临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
作为新型储能产品出口的重要地区，广东在这一轮外部冲击中承受的压力尤为突出。一方面，美国和欧盟的政策叠加直接削弱了广东企业依靠成本效率与规模优势形成的传统竞争模式，比亚迪、鹏辉能源、珠海冠宇等龙头企业不得不在原料采购、合规认证与运输环节承担额外溢价，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另一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也通过多边或单边政策强化对锂、镍、钴等关键矿产的掌控，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加拿大牵头的“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以及智利、印尼、墨西哥等资源国的本地化加工政策，都在加剧上游资源价格波动与供应链不稳定性。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矿产消费国，随着可再生能源与电池制造规模“井喷”，对于锂、镍、钴等进口依赖日益加深，且主要经由南海、太平洋等海运通道，受地缘政治波动影响显著，海运链条面临“灰犀牛”“黑天鹅”式的中断风险。供应链安全战略的扩散效应不仅影响上游资源获取，也波及中下游投资与市场准入环节，迫使广东企业在更复杂的国际制度环境中重新布局。
3、破局之路：广东新型储能产业的国际化战略重构
面对美欧以及其他经济体构建的“关税壁垒”与“规制高墙”，广东储能产业的国际化之路绝非坦途。当前国际经贸领域的竞争范式已发生深刻嬗变，其核心特征在于，竞争不再局限于市场与价格层面，而是演变为一场由地缘政治博弈、本土产业扶持政策、技术标准主导权和供应链安全等多重因素交织的深度博弈。在这一“非经济化”风险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任何停留在被动适应、等待外部环境好转或仅仅寻求政策规避的策略，都已不足以应对挑战的系统性与长期性。因此，广东新型储能产业的国际化战略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范式转换，摒弃线性的、被动的“产品输出者”思维，转而树立一种更为主动、立体的“全球价值网络构建者”思维。有必要构建起一套“固本强基、多元开拓、战略对冲”的立体化应对策略：
（一）固本强基：以技术创新与绿色化升级穿越周期。广东储能企业可依托先行优势，进一步通过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来提升核心竞争力，不仅要在“性价比”上取胜，更要在“性能”与“绿色”两方面同时突破。在“性能”提升方面，需强化自主创新，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建议以企业为主体，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高能量密度、长循环寿命及全温域安全性等核心指标展开攻关。如，深圳博钠新能源哈尔滨项目一期投资6.2亿元，预计2025年底投产后将实现年产2GWh钠离子电池的规模化生产能力[4]，通过规模化量产有效降低对锂资源的依赖。在“绿色准入”合规性方面，建议以产业链为主体进行绿色化与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推动“工业互联网+储能”的深度融合，实现从矿山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信息透明化、可追溯。这不仅是应对欧盟法规的“必答题”，更是提升企业精细化管理水平、增强全球竞争力的“抢分项”。
（二）多元开拓：重构全球市场布局与供应链韧性。首先，深耕共建“一带一路”新兴市场。2025年上半年，中国储能电池出货量达232.03GWh，同比增长118.4%[5]，其中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快速起量，大储市场迎来加速增长期；德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我国锂电池第一大出口市场，对德出口额达65.2亿美元，海外市场占比19.1%[6]。因此，在美欧市场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广东储能产业奉行“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建议积极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东南亚、非洲、拉美等高增长潜力市场。例如，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在2025年上半年已超过去年全年、比亚迪与沙特电力公司合作超大型储能项目（15.1GWh）[7]，这些地区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能源转型需求旺盛，且贸易壁垒相对较低，为广东企业提供了发挥其性价比优势和定制化服务能力的空间。
其次，积极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合资合作，实现“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通过在东南亚、墨西哥、欧洲等地区设立工厂或与当地企业合资，可以有效规避美国关税，并利用当地的贸易协定进入美国市场。例如，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和西班牙的工厂不仅服务欧洲，也可能间接为北美市场供货；通过在欧洲建厂，使其电池被视为“本地采购”，从而可能通过欧洲制造的电动汽车间接进入美国市场，规避《通胀削减法案（IRA）》惩罚。同时，积极寻求关键原材料的多元化采购，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赖，以应对潜在的出口管制风险。这种策略将推动广东企业从“出口商”向“跨国公司”转型，提升其全球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能力。
（三）战略对冲：构建开放合作与风险防控双轨机制。针对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链断裂与制度性排斥风险，广东需统筹开放合作与底线思维。一方面，深化国际技术标准互认与绿色规则协同。依托中国储能企业占全球电芯出货量前十强91.2%的规模优势，联合东南亚、中东国家推动区域性储能标准制定，以包容性体系促进国际技术治理体系从单一主导向多元协同发力的健康发展。例如，通过钠离子电池等替代技术输出，与资源国建立“技术换资源”合作模式，降低锂、镍、钴等矿产的采购风险。另一方面，强化供应链压力测试与应急储备。建立关键原材料战略储备库，培育备选供应商网络，并探索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替代技术路线。宁德时代第二代钠电池成本已接近磷酸铁锂电池，为供应链安全提供技术冗余。同时，加强对WTO规则及区域贸易协定研究，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应对贸易调查，如通过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过渡期政策缓冲，为中小企业争取合规时间窗口。
美国的高关税与欧盟的绿色新政，把全球储能产业推入“成本+合规+政治化”的复杂格局。广东拥有产业基础、市场化能力与政策资源，但要把短期的规模优势转化为长期的竞争力，必须完成从“成本竞争”转向“体系韧性+规则制定”的战略跃迁：通过技术创新与绿色化制造穿透壁垒，通过市场多元化与本地化布局分散风险，通过制度与标准的对接提升话语权，通过开放合作化解对抗。只有将“广东制造”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广东方案”的全球领导力，广东的新型储能产业才能在全球储能市场高增长与贸易壁垒升级的矛盾中站稳脚跟，成为支撑本省经济发展的战略型支柱产业。这一路径不仅关乎单一产业突围，更将为中国制造业在去全球化浪潮中提供可复制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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